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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德:全球化网络资本控制下的乡村少数民族主体性——以贵州少数民族乡村为例

发表日期:2018-10-20浏览次数:119次

“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8” 于10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开幕。这次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联合主办。来自24个国家的16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将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共同交流探讨和分享边疆发展领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


 

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院长杨培德先生参与讨论的题目是:

全球化网络资本控制下的乡村少数民族主体性--以贵州少数民族乡村为例

论文结论: 

在全球化网络资本控制下的乡村少数民族不可能成为主体。



一、全球化网络资本

一百六十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了全球化资本,他说:“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话语,到了二十世纪末便成了非常时髦的话语。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仅仅在十年以前,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说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既然全球化已经时髦,那么全球化指的是什么?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继承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全球化。全球化有多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其中金融资本全球化是核心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在《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中认为:“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投资,出现了一个国际金融市场,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生产的兴趣,它所关心的是以钱生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主导原则就是赚钱,他说:“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我们称之为自然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从自然情感出发是不合理的,但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

到了二十一世纪,由于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入了网络时代,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中认为:“网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并将它们的交互作用从我们的内部自我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他宣称:“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正被扩展成为我们的社会基础:网络社会。”我们现在进入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社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地方的人都被包含在这些网络中,实际上,大多数人暂时还没有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但是每个人都受到了这个主要社会结构进程的影响。因为塑造并控制地球上所有角落的人类行为已被纳入这一全球网络的范围。”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资本赚钱是资本主义的主导原则,那么,资本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是什么?卡斯特回答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而且资本积累是至高的价值,那么这就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价值,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重要的事实是,在全球网络组织的社会结构中,网络之间的等级性将成为组织控制全世界网络所有部分的规则。例如,如果我们说资本的积累推动着这个系统的变化和发展,重新回到对资本的考虑上,你将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个全球金融市场将在每个国家为每一行为进行价值分配,因为任何经济都不能独立于这个全球金融市场所决定的价值。”卡斯特在对我们当下的网络社会分析中,强调全球化金融网络资本决定了全球的价值,他借用哈维的话反复提醒人们:“资本通常青睐于没有边界的世界,所以全球金融网络就成了在全球网络世界中定义价值实例的开端。……公司的价值最终依赖于其在股票市场中的金融价值,资本积累的单元——公司本身是全球网络中金融流的一个节点。这样,在网络经济中,主导层是全球金融市场——所有价值的母体。”我们从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当年看到的全球化资本,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全球化网络资本,全球化网络资本塑造并控制了地球上所有角落的人类。


 

二、边缘乡村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我们说边缘乡村少数民族,指的就是少数民族农村的农民。关于农民,马克思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就有关于农民的著名论断,他说:“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迫使乡村消亡。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他在《终结》中还说,把金钱变成资本,“在传统的生产方式消亡的过程中,借贷资本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借贷资本又是一种使传统生产方式消亡的手段,迫使其在最不适宜的环境中苟延残喘。”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资本为了赚钱增值,就必须刺激消费,乡村简朴生活的农民不可能有更多的消费,只有城市市民才可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消费,所以资本创立了规模巨大的消费城市。资本为了增值的需要推动的现代化、全球化必然是要消灭乡村,消灭农民,正因为如此,吉登斯才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说:“我要强调指出的是,伴随现代都市化的兴起,‘乡村’彻底消失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即将消失的乡村中的农民,如果用西方人学中的“主体”概念来看待他们,他们是否成为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的就是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个人是主宰自己支配自己生活的主体,是能动性创造自己的主体。在西方话语中,个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个体主体。“自我实现”的概念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是指一个人促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期望的人物,完成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其实这种个人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体,只是一种理想。刘森林在《追寻主体》中认为:“马克思不同意的是如下观念:个人自己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至少通过自我努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这只是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小部分成功者才能做到的,是他们的希望和心声的表达。对他们来说,自我与他人的纽带、个人与外部要求也同样很容易发生冲突,但他们有更多的资本和手段少考虑和不考虑这些纽带与要求,至少跟普通民众相比他们更容易些,更好操作些。但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不考虑不行。……对那些看别人脸色行事的普通民众来说,自我实现可能永远是一种希望,不能(像强势人群那样)实现的希望。虽然前一部分人成功地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把这种希望变成所有人的希望和心声,但显然多数人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多数人来说,铁笼在等待着他们。就是说,这种自我拯救的主体概念的普遍性可能是虚假的,是由精英阶层的人们扩大出来的。作为现代性主要内涵的自我拯救的主体性观念,不见得是一种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现象。”刘森林看到了,底层民众由于缺乏资本和手段,自我实现的主体性只能是一种永远的希望。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中,对当下网络社会的资本和权力控制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全球化网络资本控制了权力,他说:“每个网络根据程序化目标来对它所持有的权力系统进行定义。这样,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全球金融市场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全球化网络资本“不会顾及某人的意愿(个人的、社会团体的、一类人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国家的等等),参与者必需服从权力掌控者的意愿——否则会遭到不同形式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社会的网络权力掌控问题可以很简单明了。”

从全球化网络资本和权力控制的视角来看边缘乡村少数民族农民,他们能否成为自我实现的主体,回答是不可能。


 

农民是什么?我们的教科书曾说过,农民是历史的主体和主角,其实这是为了利用农民,给他们高帽而已。《汉书·食货志》就指出农民是“贱民”,“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孙达人在《中国农民变迁论》中总结农民的特征说:“归根结底可用一句话表述,明清以来我国农民的基本特征就是小、少、散。而小、少、散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中国的农民是“小农”,经济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无法积累资本,在天灾人祸的各种风险中无法应对,贫困恶化是必然的生存境遇,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边缘少数民族农民更是度日如年,备受贫困的煎熬。历史上这样的农民谈何主体?


 

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全球化名正言顺地对中国乡村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在《全球化与中国“三农”》中说:“加入WTO之后,我国农副产品市场逐步开放,粮食等农副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十分有限,农民的农业收入将逐步降低,农民的‘弱势’特征必将显露出来。”“农民被逼至绝境或者只能够为大公司干零活来维持生计。农民所承受的这种巨大压力致使许多人陷入绝望中—— 一贫如洗或失去土地。他们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或者无可奈何地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漂泊到大城市周围的贫民窟,从事脏、苦、累的繁重劳动。”挪威社会人类学家埃里克森在《全球化的关键概念》中,也强调了这种状况,他说:“贫民窟居民、失地农民、失业男女、战争和经济剥削受害者的苦难……都是全球化的真实产物。”埃里克森还特别强调“移动是全球化的关键概念”。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21世纪后,全球每年以3000万人左右从乡村移动涌入城市,迁移到城市的人们并没有逃脱厄运,强烈分化的城市、底层社会冷冷地等在那里,人类社会在乡村弃留问题上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在这样的全球化冲击背景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乡村农民,同样逃脱不了这样的厄运。以我的老家为例,我的老家在贵州省黄平县一个偏僻的苗族贫困山区,寨子的名字叫山凯,六百多户人家的山寨,当下只有少数年迈的老人和留守儿童,被资本诱惑渴望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状态的青壮年,已经倾巢出动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山寨,到沿海城市打工。少数打工者用辛苦劳动换得微薄的工资,拿回家修了两三层没有装修的小砖房,房内空空如也。有的因小孩读书或医病而没有余钱的打工者家庭,祖辈传下的房屋因无钱修缮而破败不堪,因为缺少劳力,田土大量荒芜。由于不是每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都能挣到钱,他们在城市一样遭到失业,工作环境恶劣,不幸还遇到工伤和疾病,打工苦不堪言。他们年迈的父母经常收不到打工儿女的汇款,为了生计,不得不拖着衰老病痛的身体去田间劳作。有少数在城里打工失败的返乡者,由于已经不会做农活而无所事事。对于这种现象,墨非在《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做了描述,他说:“农民工返回家乡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接受农村社会。在城市的不幸以及被家庭责任所缚,意味着他们不再将外出打工视为追求目标的出路和解决令人沮丧的乡村生活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外出的农民工会强化在城市为达到更高生活目标而失败的返乡者的沮丧情绪。结果,返乡农民工成为在农村生活中制造不满和不平静的一群人,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情愿为了生存而耕作。那些不愿意在当地找非农生产工作的人便成为了其家庭经济的一大负担并威胁农村的稳定。”这样看来,外出打工或返乡,以及空巢老人的乡村农民,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主体。


 

在贵州黔东南的个别苗族村寨,利用传统苗族文化开发旅游。例如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经过十年的开发,成了著名的旅游景区,成了民族文化旅游的“西江模式”,在宣传中“西江模式”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建共创组成。在李天翼主编的《西江模式》中说:“西江苗寨作为少数民族村落景区,具有不同与于自然景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鲜明地体现为当地旅游资源由活态的人组成,这是旅游公司旅游经营者的重要资源。……旅游公司积极探索‘公司+精英+村民’的合作模式。……从长期来看,为稳定旅游公司与农户关系,旅游公司与农户已逐渐捆绑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旅游共同体。”农户村民在这个共同体中共享了什么利益?《西江模式》说:“西江苗寨建立了‘民族文化利益共享机制’。作为这一共享机制的重要构成主体之一,西江旅游公司每年拿出门票总收入的18%作为民族文化保护经费分配给景区各家各户。”这就是说,作为资本出资方主体的旅游公司赚得的钱,只拿出极少的一点,以文化保护费的名义,给各户作为旅游重要资源的村民,活态资源的村民并没有在共同体中,作为主体共享到旅游公司所赚得的钱。很明显,所谓多主体中的村民主体并不存在,掌控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景区的主体只有资本和权力。


 


结论其实已经很明确,在全球化网络资本控制下的乡村少数民族不可能成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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