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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述略

发表日期:2017-8-2浏览次数:435次

麻勇斌


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苗族主动参加抗战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这是苗族历史的光辉一页,也是中国抗战史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全面呈现苗族参加抗战的历史真相,对进一步加强包括苗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积极意义,对进一步巩固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感情、思想基础和伦理框架有积极意义。

  

 一、有关苗族抗战的记述与研究述评

苗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截至目前没有系统研究,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和调查。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情形:一是当年参加抗战的部分将士的记述。例如,湘西苗族革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吴恒良的《苗帚苗钟集序》1,扼要记述湘西苗族革屯军改编抗日的过程与原委。又如,参加中国远征军的雷山苗人梁聚五,著有《滇缅征尘》,记述有其所见闻的参加抗战的事件。二是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的记述。例如,石启贵在1942年前后收集湘西苗族文化资料时,记录了苗族革屯抗日的大致过程。三是苗族地区的政协、民委、史志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民族史志资料,分别介绍有苗族参加抗日的一些情况。例如,《湘西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986),《凤凰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花垣苗族》(花垣县民委、花垣县政协文史委,内部资料,1993年7月),《松桃文史资料》(1、2、3、4、6、7、12辑,内部资料),《欧百川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等,都有一些涉及苗族抗日的内容。四是近些年苗族学者进行的苗族历史研究,触及苗族参加抗战的一些史实。例如,吴荣臻主编《中国苗族通史》,“第三十五章 苗族人民支持并参加抗日战争”,介绍苗族参加抗日的部分历史事件。石建华、伍贤佑主编的《湘西苗族百年实录》第十七章第六节“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简述苗族将士为主的国民革命军128师、暂编5师、暂编6师,跟日军作战的情况。五是部分致力于研究抗战的专家学者,对苗族参加抗日的历史进行了局部的调查研究。例如,刘述善《湘西苗族革屯史录》(内部资料,1985年7月),雷安平、龙炳文、龙泽全编《湘西苗民革屯抗日纪略》(中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都记述有湘西苗族革屯军改编抗日的史实。

苗族分布很广,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体上形成东、中、西三大方言区的格局。在民国时期,三大方言苗族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内部联系。所以,此前形成的各个区域的有关苗族参加抗战的记述或研究,实际上都没有超于本区域的局限。苗族民间自主进行的,局限于方言区内部;苗族地区政协、民委、史志等单位进行的,以行政区域为界。这样的调查与研究,未能呈现出苗族参加抗战的历史全貌,难以确切描述苗族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二、苗族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线索梳理

苗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描述。

(一)苗族将士为主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对日作战

1.国民革命军82师

82师,师长罗启疆、参谋长欧百川和大多数官兵,都是今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人。其前身guo min ge ming jun di 34旅,驻扎在贵州的镇远,官兵共6000余人。淞沪会战开始,该部队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伤亡了2000多人。后来,撤退到安徽芜湖一带,在扁担山再次阻击了日军。苦战后,这支部队只剩下不到2000人。由于罗启疆英勇善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被重新授予预备13师番号。他收纳了34旅的一些残部归入预备13师,同时,再次回到黔湘渝交接的松桃、花垣、秀山招兵,8000人的编制,招募了12000人。

预备13师经整编集训完毕后,与82师的合编,保留82师番号,罗启疆任师长。部队整编结束,马上参加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后,撤退来到湖南,参与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4月5日,罗启疆病逝于军中,被追赠为上将,葬于衡阳南山忠烈祠。罗启疆死后,欧百川接任82师师长。

82师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接到参加远征军的命令。由于出发前陈诚部下意欲吞并这支部队,82师在欧百川带领下闹了一次兵变,史称“太子庙哗变”。因此,耽误了参加远征军的行程。后来,该师调往云南文山一带整编,隶属何绍周的第8军,一直整休到1944年初,参加了第二次远征,滇西反攻战,几乎拼光了。1945年底,82师的番号被撤销。

2.国民革命军85师

85师的前身shi gui zhou de 43军,军长是李晓炎。李死后,其残部被谢彬召集,改编为14师。再后,14师被改编为85师,主要兵员是铜仁和松桃人。1937年7月9日,85师接到命令,奔赴平津战场。这支部队转战到山西后,参加了忻口会战、中条山战役。铜仁和松桃籍官兵全部牺牲,数量至少5000人。

3.革命军暂编5师、暂编6师

这两支部队由“湘西苗族革屯军”改编而成。湘西的“屯租制度”,是乾嘉起义之后,清王朝在湘西苗区实施的一项苛政,把凤凰、永绥、古丈、保靖、麻阳、泸溪七厅县苗民的九成田土没收作为“官田”。民国取代清王朝后,非但没有废除这一苛政,而且变本加厉,对苗民的残酷剥削有增无减。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间,爆发了以湖南省永绥(今花垣县)、凤凰、乾城(吉首)苗族人民为主体的抗缴屯租、革除屯田的斗争,史称“革屯运动”。1933年至1936年底前的“革屯运动”,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进行。出面主持请愿运动的是永绥县苗族知识分子吴恒良、龙子雍等。1936年10月,湖南行政督察三区、四区专员余范传接任湘西屯务处处长一职后,发出取消永绥县屯租诉愿团、撤销永绥县县议会的命令,并派兵威慑和逮捕“革屯运动”的骨干,促使“革屯运动”于1937年元月转为武装起义。到1937年9月,永绥县的苗族革屯军发展到了5000多人。

1937年8月底,龙云飞在凤凰县打出“革屯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后,9月8日,一举攻占乾城,并在乾城发出通电,明确提出“革屯”、“抗日”的主张。

几乎与龙云飞起义同时,在麻阳县,龙杰于1937年8月底发动起义,控制了麻阳县城。龙杰召集各乡自卫中队,编成五个连,约800人,在麻阳县成立“抗日革屯义勇军”,之后又把队伍带到腊尔山,与龙云飞的革屯军汇合。

1937年9月15日,“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成立大会在永绥县谷坡召开,协同步调。会后,革屯军组织攻打乾城、凤凰城、保靖县城、麻阳县城和边城茶峒,其势如潮,武陵山区震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湘黔川苗族革屯军发展到万余人,响应群众数十万。局势发展到此,当局采用武力zhen ya 的策略,已经完全失效。1937年11月下旬,张治中接任湖南省主席。同年12初,通过湘西籍国军将领龙矫、向敏思、喻恩奇的安排,张治中于长沙约见龙子雍、向备三等苗族革屯军代表。经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张治中全权代表国民政府同意“废屯升科”,龙子雍全权代表苗族革屯军同意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调遣,对日作战。1938年2月末,湖南省政府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废除屯租,撤销湘西屯务处和征收局。1938年3月,苗族革屯军履行诺言,接受改编,被编为湖南保安部队新编第一团、二团、三团、四团、五团和新编第一旅,驻防湘西各县,维护沅水、酉水水路安全和湘川公路沿途安全。1939年春,这些部队又编入第九战区战机动作战部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六军。1940年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新六军番号撤销,新编第六军暂编5师编入73军,暂编6师改隶79军。

暂编6师全师官兵13000余名。其中,第一旅有6000人枪;第二旅有7000人枪。先是丙种师编制,后因作战英勇,提升到乙种师编制。第二次长沙会战,暂编六师驻守株洲,并在株洲战役中多次击溃来犯日军,扬名第九战区。1941年5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不久,因兵力损失较大,暂编6师进行编制和人员调整,补充的兵员,多为原来的革屯军编余的保安团人员。1943年5月暂编6师参加鄂西会战,苦守暖水街,死守石牌,被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称之为翘楚之师,被日军承认是支那不可轻辱之师。1943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暂编6师由衡阳调往株洲,参与第三次长沙保卫战。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暂编6师与98师、194师保卫衡阳。1945年6月湘西会战结束,79军撤销暂编6师建制。

国民革命军陆军暂编5师满编12000多名官兵。在1939年至1945年6年间,该师先后历经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衡宝会战,湘西会战,成就不逊于中央军的甲种师。1943年11月,血战华容,损失一个半团的兵力。常德会战,师长彭士量同7000官兵英勇殉国,副师长吴恒良身负重伤,率领1000余官兵突围。会战后,经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计,暂编5师几乎阵亡殆尽,8000苗族子弟殉国。

4.国民革命军128师

“一二八师的前身为湘西陈渠珍所编三十四师,官兵全系湘西‘苗疆’凤凰、麻阳、乾城、永绥、保靖、泸溪等县苗族、汉族子弟,其中苗族聚居区的凤凰县官兵占60%左右。……全师总兵员计7000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师调离湘西,开赴抗日前线,驻防浙江萧山、宁波、定海、象山等地,受第十集团军指挥。”21938年7月,该师在九江沽塘与日军血战,付出重大牺牲。由于友军溃逃和后援不继等原因,此战惨败。“于是,一二八师的番号被撤销”3。

(二)苗族人为主要领导人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对日军作战

抗战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任职的少将以上的苗族军官数量在20人以上。其中,以下5人堪为重要代表。

1.万式炯,苗族,贵州铜仁人。抗战爆发,率部在江苏对日作战,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升任103师副师长,晋升为陆军少将,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到陆军大学进修一年;1940年任四川夔巫师管军区司令,1943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47年任第十三绥靖兵团副司令兼暂编第一军军长。

2.吴绍周,苗族,贵州天柱县人。1937年任89师26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领部队与日军作战,屡建战功。1938年升任110师师长兼突击二师师长。1945年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85军军长。

3.李奇亨,苗族,湖南沅陵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14军83师247旅494团团长,参加忻口战役;1941年晋升为93军新第8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9月任暂编第4军47师师长;1945年初任第27军47师师长。

4.陈泰运,苗族,贵州贵定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3军少将高参,第88师副师长;1940年5月晋升为陆军中将,任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淮南行署主任。

5.谢世钦,苗族,贵州雷山县人。1940年任第94军55师164团团长;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任第94军121师363团团长;1945年4月参加湘西会战,任第94军121师参谋长。

(三)中国远征军部队中的苗兵对日作战

中国远征军,有3000名以上士兵是苗族。其中,松桃苗人1000多名,丹寨、雷山、都匀一带苗人2000多名。这些战士,主要是龙骧等人负责招募。

(四)在国民政府、军队任职的苗人在苗族地区组织开展抗战活动

1.龙骧等人接受上峰委任派遣,在苗族地区为远征军招募士兵,输送和编入中国远征军赴滇缅作战。龙骧先是在税警团任职。在淞沪会战中,他带领约1000名松桃子弟兵参加战斗,牺牲过半。战败后成为替罪羊,后来得孙立人开释并保举重用,受委派在苗族地区招募兵员。

2.贵州黄平等地苗族参加修筑黄平机场,重庆之秀山县、贵州之松桃县和湖南之花垣县等地的苗族参加修筑秀山机场;修筑抗战公路等。

3.贵州之黔东南、铜仁,湖南之湘西、怀化,四川之黔江等地的苗族大户豪杰,收留安顿沦陷区的逃难同胞;清水江、锦江、沅江、酉水流域苗族民间武装、商贾配合政府和军队,组织航道保畅和防止日谍渗透。

4.苗人在抗战中涌现的战斗英雄。

(1)军队基层连队。例如,在武汉会战中,82师的一个连,因被日军包围,打光子弹后,全部跳入深不可测的云雾洞,壮烈牺牲。又如,万式炯在南京保卫战中,率部突围时与日军遭遇,猛冲猛打,杀出一条血路,不仅胜利突围,而且打残了与之兵力相当的日军连队。

(2)空战英雄石邦藩。他是湖南乾城人,苗族。在保卫笕桥航校及乔司机场的战斗中,驾机同日本来犯军机激战,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击毁3架敌机,迫使日机逃遁。他在战斗中负伤,左臂被锯。他的英雄事迹振奋军心、民心,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并奖励。4

(3)国民革命军102师吴志洪等。吴志洪,湖南省凤凰县板畔乡人,苗族。1938年7月23日、24日参加阻击日军的战斗,在排长、班长牺牲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带领战友同日军拼杀,重创进攻日军,完成阻击任务。5

(五)苗族民间武装和地方首领组织、参加和支持抗日

1.海南“琼崖抗日自卫团独立队”抗日。“琼崖抗日自卫团独立队”是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队伍。其中,有两支苗族武装加入。一支由黎运贵、马道昌两位苗族首领通过歃血的方式,于1943年6月24日在南岭正式建立,号称南茂苗军。另一支是在共产党委派的周海东、苏扬武指导下,于1944年成立的“苗族人民抗日后备大队”,陈斯安为大队长,邓明恩为副大队长,邓明玉为中队长。在与日军多次作战中,苗族官兵对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苗区民间武装抗日。例如,松桃苗区民间武装183名首领(每人拥有六七十条枪的队伍),放弃在本地占山为王的生活,投奔国军,以求参加抗战。接受国军招安后,在镇远被全部枪杀。

3.苗族乡绅贤达支持抗日、收留沦陷区同胞。

(1)组织动员苗族子弟当兵参战、筹集款项安抚烈属。例如,贵州省松桃县苗族世袭土官八堡总爷,五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当兵抗日,二儿子任团长,三儿子任营长。这两位兄弟,都在沙市与日军作战中阵亡。

(2)苗族区域首领支持抗日。例如,日军攻下武汉之际,腊尔山苗族首领龙德修(绰号“四大爷”)等,以木船载运汉阳兵工厂若干名枪械工程师及其家眷,到腊尔山,建造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当造式”机关枪和手榴弹,增强地方武装自卫能力。

(3)苗人收留安顿沦陷区前来苗区避难同胞。


三、激发和坚定苗族抗日决心的内外动力

据初步测算,在抗日战争时期,苗族人口不足200万,而在抗战中牺牲的苗族将士,超过7万人,超过苗族总人口的3.5%。笔者初步研究认为,激发和坚定苗族抗日决心的主要因素有五个方面:

 一是苗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抗战形势,促使苗族作出以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前提的正确抉择。苗族聚居的武陵山区和苗岭山区,是长江平原与云贵高原接合的前端区域。由于这一地带同武汉、长沙、常德等城市的战略关系十分紧密,注定了苗族跟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的安排和结果紧密联系。因此,苗族不可能对抗战置身事外。同时,清王朝在湘西苗区实施的屯田苛政,在抗战的总体要求下,很多矛盾必然加剧,迫使苗族对苛政作出强烈的反抗。苗族从图存的需要出发,开展“革屯运动”,形成有可能影响抗战重大部署后,国家必然采用成本最低的方式解决。这为苗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加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造就了巨大的内在需求和良好的历史条件。

 二是苗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引导作用。到了民国时期,苗族已有不少见识远大的知识分子。无论是82师的罗启疆、欧百川,还是苗族革屯军的吴恒良、龙子雍、龙云飞、龙杰,或是税警总团的龙骧和远征军的梁聚五,他们通晓汉语、熟知汉文化,受过政治和战争的多次考验,对国家的形势和苗族的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他们了解苗族并主动担当苗族图存的历史使命。他们能够运用苗族社会的动员机制进行动员和组织。所以,他们能够代表苗族并引导苗族在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正确的道路。

 三是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解决苗区历史遗留问题,取信苗人的作用。废除湘西苗区屯田苛政,仅是其中的一项举措。此外,还有不少政策和措施,使苗族得到了较之清朝空前宽阔的发展空间。比如,苗族学生可以不受歧视地读书,尤其是读军事学校、武备学堂;苗族优秀人才在政府和军队供职,能够凭借本领获得提升的机会,成为卓有影响的人物。这为苗族与政府建立信任和保持沟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四是当时的军政要人,如蒋介石、张治中、薛岳、孙立人等对苗族将士的信任和重用,激发苗族将士一心为国的巨大热情和勇气。

五是苗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传统动员机制的作用。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原皇家的敌视和驱赶,苗族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为在艰难环境中图存,苗族创有一种基于盟约的军事组织制度,使一定局域内的人们实际上形成了军事共同体。这种制度,平时处于休眠状态,但在盟约缔结者共同感到重大关头来临之时,就会被激活。而这种制度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用以消除共同感到的威胁。

  

 四、结语

苗族参加抗日战争,这一悲壮惨烈的历史,是中国抗战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铭记、褒扬和传颂,国家关于抗战的表述和追忆,应当给予应有的记录和说明。

弄清苗族参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有利于促进包括苗族在内的人们更加了解苗族,以正确的思想与方法,对苗族历史展开新的客观认知。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苗族举行过无数次起义与迁徙。但是,苗族的历史轨迹并非“起义——失败——迁徙”的反复上演。苗族主动认同中华、自觉融入国家体制,主动担当国家使命的壮举,从来不乏。参加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尚未远去的铁血实例。

                                                                                                       

注释:

1.参见刘述善《湘西苗族革屯实录》(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1985年7月),第97-99页。

2.石建华、伍贤佑主编《湘西苗族百年实录》,方志出版社,2008年11月,第450页。

3.同上,第453页。

4.参见吴荣臻《苗族通史(三)》,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343页。

5.参见吴荣臻《苗族通史(三)》,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341-342页。

参考文献:

①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②花垣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花垣苗族》(内部资料,1993年7月);

③吴荣臻《苗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

④刘述善《湘西苗族共同史录》(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1985年7月);

⑤石建华、伍贤佑主编《湘西苗族百年实录》(方志出版社,2008年11月)。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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